“四普”队长冼永城：基层文物保护，要为后来者“留言”｜文化中国行·我在广东找文物

巍巍中华(zhōnghuá)，悠悠南粤，文脉绵长，瑰宝生辉。 2025年6月14日“文化和(hé)自然遗产日”当天(dàngtiān)，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阶段性成果展在潮州展出，最新呈现全省各地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(de)阶段性成果。 广东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、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、改革开放先行地，历史文化遗产丰富(fēngfù)多样。截至2025年5月31日，广东全省累计(lěijì)复查“三普”不可移动文物(wénwù)37156处，调查新发现(fāxiàn)文物3000余处。 自第四次全国文物(wénwù)普查开展以来，《羊城晚报》密切跟踪报道，记者(jìzhě)多次随普查队员深入田野作业一线，实地见证新(xīn)时代文物保护事业发展。 即日起，我们将持续推出“我在广东找文物(wénwù)(wénwù)”系列报道，以基层文物工作者视角，走进“四普”重大发现遗址，领略(lǐnglüè)岭南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图景。 6月10日，记者走进冼永城办公室时，他正伏案工作，几沓(jǐdá)大部头的书籍资料(zīliào)几乎掩盖了他的身形，其中不少都是他参与编撰的白云区地方(dìfāng)文化研究著作。 到今年10月，冼永城从事基层文物保护工作(gōngzuò)将满20个年头，现任广州市白云区文化遗产(wénhuàyíchǎn)管理(guǎnlǐ)办公室业务部部长、白云区“四普”队长。 他先后(xiānhòu)参加(cānjiā)了第三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（以下简称“三普”“四普”）。去年年底，他带领普查队实地调查了白云区的(de)重要新发现——黄佐家族墓群。其中，黄佐墓葬碑文显示其去世后被“赠礼部(lǐbù)左侍郎”，这个实物线索或将修正《明史》中其被“赠礼部右侍郎(yòushìláng)”的记载。 白云(báiyún)区有上百处文物普查点，冼永城(yǒngchéng)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。有人说他是“白云活地图”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冼永城并非(bìngfēi)土生土长的白云人。 从“三普”到“四普”，从“城仔”到“城哥”，冼(xiǎn)永城的故事(gùshì)，还是得从他案头的一本著作讲起。 一(yī)通电话开启二十年文物保护路 2005年，《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》经过早期以麦英豪先生为代表的(de)广州考古前辈多年的调查研究，终于进入整理编著阶段(jiēduàn)。 当时(shí)的“城仔”，还是一名在校(zàixiào)大学生。暑假时，他(tā)看到白云区文化局正在招收打字员，凭着对文博的热爱和自身所长，他报名加入了《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》的整理、录入工作。 “当时的(de)工作条件非常原始，我操作的电脑只有(zhǐyǒu)128MB的内存。这样来看，就能感受到现代科技对现在文博工作包括‘四普’工作的助力有多(duō)么大。”冼永城(yǒngchéng)回忆起刚涉足文物保护领域的那段时期，感慨颇多。 为了全心投入该书的(de)整理(zhěnglǐ)编著工作，冼永城(yǒngchéng)后来向学校请了一个长假，跟着麦英豪、邓炳权等专家前辈到各处文物现场实地调查。最终，该书于2006年完稿，2008年正式出版。 现实生活往往充满戏剧性(xìjùxìng)。冼(xiǎn)永城坦言，当时完全无法想象十几年来这本书一直摆在他的办公桌上，成为他后来工作中最重要的工具书。 而正式让冼永城走上文物保护道路的，还是该书出版(chūbǎn)后(hòu)不久，来自老领导梁桂明的一通电话—— “城仔，你毕业找到工作(gōngzuò)没有？现在全国(quánguó)在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，你要不要回来帮忙一起干？” 就这样(zhèyàng)，冼永城开始跟着平均年龄超过(chāoguò)65岁的队伍，踏遍白云区的田间地头。普查过程中的一日三餐，就和大家蹲在路边一起吃饭。 现已(xiànyǐ)退休的白云区文化局原(yuán)助理调研员梁桂明成了冼永城的“领路人(lǐnglùrén)”。两人亦师亦友，冼记城说：“刚开始，他手把手教我怎么写公函，我印象一直很深刻。” 参加“三普”那四年，冼(xiǎn)永城仿佛从一个学校(xuéxiào)转入了另一个学校，完成学业后不久又开始系统性地学习起考古知识。这个过程中，他既要当司机，又要负责测量、记录，晚上回来还要绘制(huìzhì)文物普查点的(de)平面图和地理方位图。前辈们倾囊相授，冼永城也在他们的悉心教导下，从零开始(cónglíngkāishǐ)学起。 职业生涯(zhíyèshēngyá)中最重要的一次发现 近20年过去，如今已是白云区“四普”队长的冼永城(yǒngchéng)，面对(duì)年轻后辈同样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。“对我来说，‘四普’是很好的一次‘传帮带’的机会，我对这些年轻人的未来非常有(yǒu)信心。” 谈到白云区的“四普”工作，一定会谈到白云山(báiyúnshān)上黄佐家族墓葬群的发现。冼永城表示：“它是目前(mùqián)白云山上规制最高的明代墓葬，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普查(pǔchá)发现。” 去年(qùnián)11月，在得知黄佐家族墓葬群被发现的第一时间(shíjiān)，羊城晚报记者也赶往白云山现场。清晨山上水汽很重，一个人影远远地走在队伍最(zuì)前面，在密林里灵活穿行。记者正是在那次初识冼永城。 墓葬群现场，在四周杂草得到简单(jiǎndān)清理后，三座大型石墓清晰地显露出来。它们依山势而建，由上至下直线分布，均(jūn)朝向正南方。根据碑文可以得知，从上至下，这些墓的主人(zhǔrén)分别是黄佐的爷爷(yéyé)黄瑜、父亲黄畿以及黄佐本人。 史料中早有关于黄氏三代人葬在(zài)白云山(báiyúnshān)的记载。《番禺县(pānyúxiàn)续志》提到：“明长乐县知县乡贤黄瑜墓、赠翰林院编修乡贤黄畿墓、少詹事谥文裕乡贤黄佐墓，俱在城北白云山景泰坑之聚龙冈。” 但苦于(kǔyú)白云山地势复杂，山体庞大，此前一直没有发现墓葬群的确切位置。这次发现是由广州市本土历史(lìshǐ)文化爱好者率先提供的线索，随后(suíhòu)白云区普查队一行人前往现场进行确认。 “一开始我们站在墓葬群最上方(shàngfāng)，看到这个墓葬规模时感到很(hěn)奇怪，为什么这么(zhème)大片墓葬群之前没被发现？那个时候，我们对这是黄佐墓的说法还是存疑的。” 冼永城回忆起2024年10月29日那天，发现黄佐(huángzuǒ)家族墓葬群的经过：“此前不久我刚买了(le)本黄佐的《泰泉(tàiquán)乡礼》，所以在(zài)现场立刻认出了墓碑上的‘泰泉’二字，一下子就把两者联系在了一起。那种找到了书中作者的感觉，非常奇妙。”冼永城笑着和记者分享。 之后(zhīhòu)的普查中，普查队顺着山势往下，在黄佐爷孙三代人的墓葬下面(xiàmiàn)陆续发现了黄佐后人的墓葬，规模形制都未超过这三人的大墓(dàmù)。遗憾的是，墓葬群已遭受过程度不轻的盗扰，赑屃所驮石碑等部分陵园构件没有找到(zhǎodào)。 冼永城表示，未来计划要(yào)将该墓葬群(mùzàngqún)申请认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为黄佐家族墓葬群的保护工作提供法律保障。 让村民对(duì)文保从了解、理解到支持 作为深扎一线(yīxiàn)多年的(de)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，冼永城向记者吐露了日常工作中的心声和难处。 他说(shuō)最常(zuìcháng)遇到的窘境，是当地村民不了解文物保护，往往难以认识到自己身边一些老建筑、老物件的文物保护价值，这导致他们不理解文物保护工作，还容易进一步演变(yǎnbiàn)为不支持。 从了解到理解、再到支持，这中间(zhōngjiān)需要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展开大量的宣传科普工作，来提升基层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。冼永城(yǒngchéng)说，这是他们(tāmen)日常工作的重心之一。 他将桌上的《白云(báiyún)私塾》《白云社学》《白云碑刻》等白云区地方文化研究(yánjiū)著作一一介绍给记者。 接受采访前一晚的凌晨，他才刚写完《白云(báiyún)圩市》下册的初稿。冼永城提到其中“白云私塾”的内容，他说，自明清(míngqīng)至民国，白云区至少出现过253家私塾。“其实远远不止这个数，由于村民的观念等(děng)原因，有些(yǒuxiē)私塾没有纳入普查范围，多年前已被拆除。” 冼永城解释，自己之所以积极开展地方文化研究工作，一方面是想让白云区居民认识到当地有多么丰厚的(de)历史文化资源，那些在村民眼中(yǎnzhōng)不算文物的私塾，曾经走出过(guò)多少著名人物。他说，只有村民们了解之后，为这些(zhèxiē)由衷感到自豪，才能自发性地去主动保护这些文物。 “另一方面，作为(zuòwéi)文物保护工作者(gōngzuòzhě)，我们必须为后来者留下点什么，希望通过研究整理，有效转化文物普查成果。” 对冼永城来说，他是在行走中挖掘白云区历史文化的。“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邱立诚老师曾给过我(wǒ)一句(yījù)评价：实践出真知。我也始终认为，不去(bùqù)到现场就没有发言权，也不可能写出什么来。” 位于白云区人和镇的步灜书院，如今(rújīn)连断壁残垣都不见踪影。但对于这座人们记忆中的私塾，冼永城从不愿放弃(fàngqì)研究。他去过不下十次，进村找老人对话，同时细心翻阅镇志，尽力(jìnlì)挖掘史料。 “最难考证的是人物故事，如今能记得他们的人都已高龄，我们经常要(yào)通过私塾内部介绍的落款人、曾经的居住者等相关信息才能获取一些资料(zīliào)，而我写下(xiěxià)的每一句话都必须要经得起推敲。”冼永城坦言。 采访尾声，冼永城(yǒngchéng)告诉(gàosù)记者，今年他的儿子(érzi)刚参加了高考，儿子也曾像刚才记者的采访一样，想让父亲捋一捋这几十年的工作历程，想认真了解父亲的工作究竟是怎样的。 记者不由好奇地问：“那这么多年来，他是否受到你(nǐ)的(de)熏陶，对文博考古领域也比较感兴趣？你对他未来的规划有什么期待吗？” 冼永城只是淡淡地说，20年前，自己(zìjǐ)曾自作主张向学校请长假，全身心投入《广州市文物普查(pǔchá)汇编白云区卷》的整理工作，父母始终支持(zhīchí)他的选择；20年后的今天，在孩子的人生路口，他也会(huì)像当年自己的父母一样，不给孩子的未来设限。 文 | 记者 何文涛 朱绍杰图(tú) | 受访者供图（除署名外）总策划 | 任天阳(rèntiānyáng)总统筹(tǒngchóu) | 林海利监制 | 陈桥生策划 | 邓琼 吴小攀统筹 | 朱绍杰